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奏响敦煌文化保护、研究、弘扬“三部曲”

　　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指出，“敦煌文化保护研究工作很有意义、很有成效。”这样成绩的取得，来自一代又一代莫高窟人对敦煌文化不懈的保护、研究与弘扬。莫高窟最早的石窟距今已有1657年，最晚的也有七八百年历史。它犹如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迫切需要更精细的保护、更深入的研究，以及对敦煌文化更大力的弘扬。《环球时报》记者日前对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进行了专访，听他讲述新一代莫高窟人在这些方面的努力与尝试。

　　“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聚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敦煌学家季羡林先生的这段话，充分显示了敦煌文化作为各种文明长期交流融汇的结晶，在世界文化史上的特殊以及重要地位。然而，一个难以改变的自然规律是，莫高窟正慢慢走向“衰老”，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说，他们所能做的，就是用科学的保护尽可能延长它的寿命，然后研究好、弘扬好敦煌文化。

　　苏伯民

　　莫高窟九层楼

　　用科技治愈“壁画癌症”

　　在敦煌研究院专访苏伯民的时候，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文物科技创新的意见》正式发布。苏伯民的专业是化学，现在又是文物科技保护领域的专家，我们的话题就从如何科学保护文物开始。

　　苏伯民说，敦煌研究院用科技保护文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最早一批专家学者来到莫高窟的时候，那时莫高窟经历了400余年的无人管理，破败不堪。“常先生(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常书鸿)、段先生(敦煌研究院第二任院长段文杰)来的时候，肉眼可见的皆是莫高窟的残破景象。我想，他们的心情很急迫，从那时起，就有了很强的保护意识，开始探索如何用技术手段保护莫高窟。”

　　“我1992年到莫高窟的时候，实验室还比较简陋，没几件像样的仪器。虽然可以用仪器分析矿物颜料，但是这些结果和文物保护之间是什么关系，当时还不是很清楚。”31年前来到敦煌研究院，苏伯民最初的工作是在实验室分析敦煌石窟壁画的颜料成分。“颜料的变色规律和褪色规律是什么，原来的颜色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如今已经发展出一套无损的分析手段，得到很多壁画最初使用的颜料信息，再研究它们的变色和褪色规律，发现跟空气、环境、光照、湿度等都有关系。这样，在未来的预防性保护中，我们就可以防止这些因素对颜料产生进一步影响。”

　　除了变色、褪色，酥碱也是敦煌石窟壁画面临的主要病害之一，被称为壁画的“癌症”。敦煌石窟壁画由支撑体(洞窟岩壁)、地仗层(草泥层)和画面层(颜料层)组成，酥碱指的是壁画的地仗层失去粘性，变得疏松。1997年，敦煌研究院和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选择第85窟共同研究敦煌石窟壁画的修复和保护问题，苏伯民作为保护研究所分析组组长也参与其中。经过7年时间，尝试80余种配方，“我们终于找到了酥碱病害产生的元凶，并根治了这种病害”。苏伯民告诉《环球时报》记者，通过多年演进，壁画的地仗层含有大量可溶盐，它们极易吸收空气中的湿气，从而发生潮解。当空气变得干燥后，又会重新结晶变成白色的小颗粒。可溶盐结晶与潮解的反复作用，就会伤害壁画的地仗层和画面层，造成酥碱病害。“我们和美国专家一起经过反复实验，创新性地研究出脱盐的技术，将地仗层和画面层中的盐脱到一定含量之下，空气湿度的波动对壁画产生的影响就小了。可以说，脱盐技术在中国壁画保护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脱盐技术不仅实现了对壁画酥碱病害的治理，更使敦煌研究院形成了一整套科学的壁画保护程序。“这套程序的最大特点是在前期壁画、洞窟现状的调查工作，环境监测与材料分析的研究工作和后期的保护治理方法之间建立起内在的科学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对第85窟的中外联合治理，也促成了《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的出台。

　　敦煌研究院为什么会成为我国壁画保护技术最全面、水平最突出的机构之一?苏伯民对此的回答很明确：“因为我们一直重视科学技术。”他说，“在解决文物保护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引入各种所需的科学原理和科学技术，这已经成为敦煌研究院上下的一个共识。”

　　未来重点是预防性保护

　　可以看出，文物保护不仅是针对病害进行修复，也需要通过对病害源头和原理的科学研究，从源头加以防范，延缓病害的产生。这就促使敦煌研究院对莫高窟的保护逐渐从抢救性保护进入到预防性保护。“未来我们的重点是预防性保护”，苏伯民解释说，这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建立一套科学的管理模式，二是通过科技手段，继续深入研究古遗址在自然环境下的变化规律，然后再采取措施。

　　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苏伯民举的例子是莫高窟的游客管理模式。它既是基于洞窟的保护，把对石窟的伤害尽量降到最低;同时也兼顾了游客的参观体验。经过科学研究和实践探索，莫高窟如今已经形成“总量控制、线上预约、数字展示、洞窟参观”的旅游开放模式。

　　每到旅游旺季，国内一些热门旅游景点常会出现景区内人头攒动的场景。如何平衡文物保护和游客体验，对莫高窟而言，更是一个需要精细化研究的课题。莫高窟1979年正式对游客开放，此后游客人数逐年增加，今年已经超过250万人次。但是，在莫高窟492个有壁画、彩塑的洞窟中，窟内面积在25平方米以下的洞窟占比超过83%。大量游客的进入，会使得洞窟内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发生变化，从而严重影响壁画长期赖以保存的微环境。

　　2002年开始，敦煌研究院和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澳大利亚遗产委员会共同开展“莫高窟游客承载量研究”，经过测算研究得出，莫高窟每日游客最大承载量是6000人次。莫高窟洞窟微环境控制的上限也得到了确认：洞窟湿度不超过62%、二氧化碳含量不超过1500ppm。苏伯民说，在今天的莫高窟，所有洞窟都安装了实时监测温湿度、二氧化碳浓度等的仪器，监测中心有个大屏幕，可以同步显示莫高窟各个洞窟的微环境。

　　这种通过量化相关数值进行科学旅游管理的“敦煌模式”，得到了世界遗产委员会的高度评价。2010年世界遗产委员会第34届会议的报告指出，莫高窟的遗产地旅游管理办法“树立了一个极具意义的范例”，并建议在其他国家的世界遗产地进行推广。

　　文物保护与弘扬兼顾的思路也体现在“数字敦煌”的打造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敦煌研究院在国内文物界最早开始数字化的探索，试图通过数字采集、三维重建、定位测量等实现对敦煌石窟文物的永久保存和永续利用。只是，莫高窟石窟数量众多、大小不一，壁画多达4.5万平方米、彩塑也有2000多身，且大多数石窟墙面凹凸不平，给数字化采集工作带来很多困难和挑战。苏伯民告诉记者，经过30多年的发展，敦煌研究院的数字化工作克服了不少技术难题，在数字采集、图像拼接、色彩管理等方面形成了一整套针对不可移动文物的数字化关键技术和工作流程。他说，截至2022年，已经完成290个洞窟的高精度数据采集、45身彩塑的三维重建等，形成了超过350TB的数据总量。2016年5月1日，“数字敦煌”正式上线，向全球共享30个洞窟高清壁画图像和全景漫游节目。截至目前，它在中国、美国、英国、韩国、法国等78个国家的累计访问量已达1700万余次。

　　敦煌学研究的话语权在中国人手里

　　敦煌学，已经是当今一门国际性显学。上世纪初，莫高窟藏经洞上万件文物被英美法等国探险者窃取，西方国家因此先于中国开始了敦煌学的研究，也有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说法。但苏伯民对此并不认同，他说，原因之一恐怕是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中外交流不多，所以会有一种外国关于敦煌学的研究成果更多的错觉。事实上，那时敦煌研究院的学者也积累了很多研究成果，只是没有公开发表。而且，相较于国外敦煌学主要以藏经洞文献为研究对象，敦煌学在中国有着更为丰富的研究范畴：佛教艺术、敦煌文字、敦煌音乐、敦煌乐舞等。“现在研究敦煌学的学者主要集中在国内，涉及中医药、音乐舞蹈、服装服饰等多个领域。”苏伯民说，研究敦煌学的人多了，公开发表的成果也多了，敦煌学研究的话语权已经牢牢掌握在中国人手里。

　　就技术的对外交流而言，在莫高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后，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牵线，敦煌研究院和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就风沙防治、壁画修复等共同开展研究。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敦煌研究院和日本东京文化财研究所就壁画环境调查和近景摄影技术应用等开始合作。与此同时，敦煌研究院还逐渐加大对外技术交流，今年10月、11月陆续同叙利亚、阿富汗等国来华学者进行文物保护领域的经验分享即是最新一例。

　　除了文物保护技术的“引进来”和“走出去”，围绕敦煌文化的国际交流也在持续进行。季羡林先生说过：“敦煌文化的灿烂，正是世界各族文化精粹的融合，也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源远流长不断融会贯通的典范。”在当下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尤其需要更加积极地传播以敦煌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化。苏伯民表示，敦煌研究院一直非常重视这方面的工作，研究院有一个计划，就是每年派考察团前往印度、阿富汗，以及一些中亚国家进行包括古遗址在内的文化考察活动等。另外，举办多种形式的国际性展陈活动和文化交流对话，更是敦煌研究院长期以来的工作内容之一。

　　明年是敦煌研究院建院80周年。“把莫高窟保护好，把敦煌文化传承好，是中华民族为世界文明进步应负的责任。希望大家再接再厉，努力把研究院建设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的高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敦煌研究院的殷殷嘱托，也是敦煌研究院正在也将一直努力达成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