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走出“失去的30年”仍需时间

　　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日本经济泡沫破裂至今仍是经济学界讨论的话题之一。在众多研究相关问题的经济学家中，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因其提出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吸引大量关注与争议。近日，辜朝明的新作《被追赶的经济体：发达经济体如何理解与应对新现实挑战》中文版即将上市，他在书中提出了“被追赶的经济体”概念，加之此前提出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试图对“为什么一个强大而有活力的经济体会失去增长动力并陷入长期停滞”作出解释。那么，“被追赶的经济体”提供怎样一种审视经济发展的新视角?这一概念对中国经济又有怎样的借鉴意义?《环球时报》近期专访了辜朝明。

　　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 辜朝明

　　维持黄金时代的关键是制造业

　　环球时报：您为什么提出了“被追赶的经济体”这一新概念?它和您提出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有什么联系?

　　辜朝明：最初日本经济的泡沫破裂时，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病”。你把利率降到零，没什么反应;你实行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刺激，也没什么反应。而在大学课本中，这种情况下公司应该去借钱的。直到我有一天发现图表显示，日本公司停止了借钱，即使利率为零，它们也仍在偿还债务。

　　我突然想到这些日本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存在问题。泡沫破裂后，问题浮出水面，公司必须快速修复资产负债表。从个体层面上看，这是正确的做法;但所有个体同时这么做时，经济就会崩溃。

　　因此我提出“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但之后我注意到，这可能不是唯一原因。我设想公司不想借钱可能是因为新兴市场的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体内部。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央行把利率降到很低的水平，但本国国内和新兴市场的工资差距巨大，企业依然不想在本国借钱。例如美国公司希望在墨西哥生产，那么它需要的是墨西哥货币，而不是在本国借美元。我把这种情况称为“被追赶的经济体”。

　　所有经济体都会经历相同的过程，无论你是西方国家还是亚洲国家。我提出“被追赶的经济体”概念，是希望我们应该了解其运作以及需要做什么来确保你不会陷入这一过程。

　　环球时报：您在书中提到，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和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台湾，人们都从经济增长中受益。但时过境迁，这些经济体此后出现了什么问题?

　　辜朝明：我把经济体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编者注)前的城镇化阶段即工业化初期，人们从农村向城市不断迁移。这一进程结束后，经济体就进入跨越刘易斯拐点的黄金时代。此后，就是被追赶的阶段，也就是很多发达国家正处在的时代。

　　在黄金时代，因为不再有大量农村地区的劳动力进入，对劳动力的需求会推高工资，普通公民购买力持续增长，企业也有动力扩大投资。这样就形成一个循环。

　　维持这个等式的关键之一是制造业引领了经济增长，无论是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美国还是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都是依靠制造业发展。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制造业并不需要很高的教育水平，只要他们勤奋，有一定的基础知识，就可以从经济增长中受益。但一旦制造业开始转移到新兴市场，这类工作就会消失，剩下的工作将需要大量教育和丰富的背景。这会最终导致严重的不平等问题。

　　中国需要继续增强对投资者的吸引力

　　环球时报：您提出“被追赶的经济体”面临两大问题，一个是企业投资转移至海外，另一个是国内融资性贷款比重逐步增加。中国目前还不是“被追赶的经济体”，但可以为此做哪些准备?

　　辜朝明：“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与“被追赶的经济体”概念非常接近。如果你是成本最低的生产者，世界各地的工厂都会转移到你这里。反之，工厂会搬走。1978年开始的前30年里，中国是成本最低的生产国，任何想要转移产能的人都会选择搬到中国，因为那里更具吸引力，效率也更高。

　　但过去10年，中国的工资上涨了，很多人开始讨论“中等收入陷阱”。现在，中国面临来自越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孟加拉国、印度等国的竞争，它们都想吸引中国的工厂。中国政府必须让市场对国内外的投资者更具吸引力。

　　中国拥有的一大优势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因此，如果企业想贴近市场，就不应离开中国。

　　环球时报：您在书中提到“直升机撒钱”的4种方式及其影响。在您看来，怎样的刺激政策是有效的?

　　辜朝明：我知道很多人都认为只要“撒钱”，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日本前央行行长黑田东彦就是这一做法的支持者。在他任上，日本央行大规模地增加基础货币。但到疫情暴发之前，日本的通胀率也从未高于1%。原因很简单，在经济衰退期间，人们担心自己的财务健康状况，因此不想借钱。我们在商学院里没有学到的是，要使货币政策发挥作用，必须有借款人愿意对央行信号做出反应。但一旦出现资产负债表问题，即使你把利率降到零甚至负数，这些人仍然选择偿还债务。

　　过去34年，日本银行贷款实际上只增长约45%，几乎每年仅增长约1%。货币政策要发挥作用，央行投入商业银行的钱必须进入实体经济。如果贷款每年仅增加1%，那么实体经济每年只能多花1%的钱，这不足以推动经济发展。在这种类型的经济衰退期间，我不建议依赖货币政策。多年来不同国家已经多次证明，当资产负债表衰退时，货币政策基本上是没用的。政府应通过降低税收等方式鼓励企业增加借贷。如果这不起作用，那么政府就应该借钱并花掉。

　　“资金的流入只是让日本在某种程度上看起来很好”

　　环球时报：在经济泡沫破裂的几十年后，我们看到一些日本经济重新恢复活力，例如股票市场走势良好。您认为日本是否已经走出了“失去的30年”?

　　辜朝明：看待这个问题应该考虑两个方面。首先，日本企业在2012年左右停止偿还债务，意味着它们用了20多年才修复资产负债表。即使如此，日本企业仍然拒绝借钱。任何经历过经济泡沫破裂的公司高管都会对自己说，我再也不会借钱了。但现在距离泡沫破裂已有30年了，许多年轻管理者正在接管日本公司的关键部分，他们愿意做更多的事情，包括借钱。随着更多新管理者进入高层，时间会解决这个问题。

　　股市的反弹又是另一个原因。黑田东彦一直希望把利率保持在很低的水平，但全球在新冠大流行之后经历了通货膨胀，各国都提高利率。但日本央行没有加息，因此日元大幅贬值。对于外国投资者而言，日本的资产突然间就变得非常便宜了，于是大量资金涌入日本，尤其是股市。但日本本身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资金的流入只是让日本在某种程度上看起来很好。

　　环球时报：您对全球经济的未来有怎样的预期?

　　辜朝明：未来，发达经济体将面临如何退出量化宽松、消除过剩流动性的问题。日本、美国、欧洲都实施量化宽松政策，这使得遏制通胀的行动变得困难。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央行在系统内已有如此多的超额准备金的情况下收紧货币政策。因为没有先例，所以市场人士、央行、学术界会有不同的看法，市场可能会出现巨大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