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际政治社会学家大卫·麦考特：美对华“接触派”如何被挤向边缘

　　“接触的时期已经结束”“美国正进入与中国激烈竞争的时期”……2021年5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作出了这样的论断，意味着美国对华政策发生巨大转变。一些美国学者声称“中国的改变让接触变得不可行”，而美国国际政治社会学家大卫·麦考特认为，美国对华政策转变说明美国政府内处理中国事务的官员在构成上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他从社会学角度出发，采访了上百位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研究了特朗普政府如何对“接触派”学者关上大门，使其被“战略竞争派”学者取代。近日，麦考特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我不是中国问题专家，但可以这么说——我是观察中国观察家的人。”

　　美国国际政治社会学家大卫·麦考特

　　如果想进政府工作，必须保持“与时俱进”

　　环球时报：请问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中美问题研究感兴趣的?在研究中美问题的过程中，您受哪位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或“中国通”的影响比较大?

　　麦考特：我大约是在2015年开始对美中关系感兴趣的。此前我先是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感兴趣，当时美国的外交政策主要集中在中东地区，而考虑到现在中东发生的事情，这很有趣。

　　我不是中国问题专家，但可以这么说——我是观察中国观察家的人。美国加州大学社会学家理查德·麦登(中文名赵文词)是我早期最感兴趣的人之一，他通过思考美国如何看待其他国家，比如中国，来分析美国如何看待自己。我也深受詹姆斯·布拉德利、詹姆斯·曼(中文名孟捷慕)、约翰·庞弗雷特(中文名潘文)和迈克尔·格林的影响，他们通过历史分析展示了美中关系在过去150多年里的钟摆式摆动，现在它正朝着竞争摆动，未来这种来回摆动还会持续。

　　环球时报：您在《美国外交政策制定中的知识群体：美国的中国领域和与中国交往的终结》一文中提出，美国对华政策转变表明美国政府吸纳了一批您称为“战略竞争派”的中国问题学者。请问他们和从前的“接触派”有何不同?

　　麦考特：我所做的是试图理解与之前尼克松时代以来几经调整的对华政策相比，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是如何在前总统特朗普的领导下迅速发生根本变化的。我认为，这一定与那些加入政府的人有关，而特朗普本人是关键人物。我了解到，特朗普对一群我称作“接触派”的人关上了白宫的大门，这些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处于重要影响地位，如李侃如、谢淑丽等。他们大都认为，尽管美中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仍要尝试对话、培养重要的民间交流、保持沟通渠道畅通，这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与他们相竞争的“战略竞争派”则是像马修·波廷杰、亚伦·弗里德伯格和迈克尔·皮尔斯伯里这样的人。他们认为，美国和中国长期处于地缘战略竞争中。他们从军事、经济或地缘战略的角度看待中国在全球的活动。他们认为中国在过去的30年里一直在与美国竞争，而美国还没有意识到这一事实，所以他们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唤醒美国。

　　环球时报：对于美国的中国领域学者，除上述两种派别外，您还曾提出“新冷战斗士”和“竞争共存派”，请问这4个派别间是怎样的关系?

　　麦考特：广义而言，“新冷战斗士”往往是一个年龄较大的群体，长期以来对中国持怀疑态度，甚至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其中一些人是前军事和情报人员，有一些人，比如史蒂夫·班农，前几年才重新开始关注中国，通常地位较高，离政策较远。

　　“竞争共存派”更关注政策，是一群更年轻的中国观察家。虽然他们的观点与老一辈“接触派”基本一致，但他们不想称自己为“接触派”，而是处于“接触派”和“战略竞争派”的中间地带。因为他们意识到，如果希望进入政府工作，就必须保持“与时俱进”。这类学者通常承认竞争，并在此基础上考虑如何既竞争又共存。我认为现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则位于“战略竞争派”和“竞争共存派”之间。

　　两派学者对彼此怀有长期的敌意和强烈的厌恶

　　环球时报：您在文章中提出，导致美国对华态度转向的因素还有中国问题专家内部的专业地位竞争和个人化趋势。但您也表示，个人纠纷并不是中国研究领域的新现象。请问，为什么这种竞争和情绪会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爆发，并对美国对华政策产生如此大的影响?

　　麦考特：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群体的特点在于他们如何看待中国，以及他们如何看待自己作为知识生产者的身份。这些专家间的专业地位斗争造就了“接触派”和“战略竞争派”两个派别，其斗争不仅关于中国问题的观点，更关乎什么样的人才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问题专家”。

　　“接触派”中很多人从多方面来说都是“中国通”。他们在大学攻读中国研究的博士学位，会说中文，与中国有着长时间的接触史。他们在中国待了很长时间，在中国有好朋友。因此，对他们来说，他们作为中国问题专家的专业地位与同中国的密切接触相关。而“战略竞争派”则不同，他们主要关注的是军事和安全问题，他们通常不会说中文，在中国待的时间不长，也没有朋友在中国。其中许多人直言：“我不认为你必须了解中国才能了解美国对华政策。”

　　而就个人化而言，这些群体经常对彼此怀有长期的敌意和强烈的厌恶。这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所谓的“蓝队”活动，这是一群非常强硬的中国怀疑论者，他们指责美国政府没有真正关注中国的影响，其中关键人物是那些与“当前危险委员会”有关的人。

　　长期以来，一直有人主张美国应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不过特朗普政府与此前历任政府不同，特朗普明确表示“可以批评中国”，“我们不担心中国感到不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特朗普的态度使许多类似“蓝队”分子的人开始在公开辩论中变得更大声了。而一旦像波廷杰这样的人进入政府，这些个人纠纷就会变得更有分量。有这样一种感觉：几十年来一直被忽视的中国怀疑论者突然站在了正确的一边。

　　环球时报：您的理论是在采访了上百位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后得出的，您得出的这些结论是否引发了这些受访者的议论?他们是否都赞同您的观点?

　　麦考特：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和150多位学者进行交流。我的理论的确在美国的中国观察家中引发了讨论。“接触派”的人最认同我的论点，中国怀疑论者和对华“鹰派”则认为我的观点不够有说服力或不够重要，因为在他们看来，最大的变化与美国无关，而与中国的活动有关。另一个有趣的分歧是，中国观察家们总体上认同我的观点，但会认为我夸大了他们群体的重要性。因为除了学者群的改变，还存在着更大的结构性问题，例如美中贸易问题、全球权力平衡问题等。但我想反驳的是，归根结底，美国对华政策正是通过中国问题专家们以及他们与政府的关系制定的。

　　“无论谁赢得大选，都将继续引入‘战略竞争派’的人”

　　环球时报：您曾表示，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中的“战略竞争派”有所不同。能否举例讲讲?明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会为美国政府内的中国事务官员组成带来怎样的变数?

　　麦考特：我认为最好的例子是在特朗普政府任国防部亚太事务助理部长的兰德尔·施赖弗，以及在拜登政府任同职务的伊莉·拉特纳，如果能让两人坐下来谈谈应该会很有趣。也可以看看波廷杰和坎贝尔这样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坎贝尔比波廷杰更接近“接触派”，这就是拜登和特朗普之间的总体转变。

　　我认为无论谁赢得大选，都将继续引入“战略竞争派”的人。如果民主党获胜，他们可能会寻求新美国安全中心和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等地方的人员。如果共和党当选，则很难预测。他们可能会引入“战略竞争派”中的强硬派，或是像“新冷战斗士”中彼得·马蒂斯这样的人。此外，我认为那些与迈克·加拉格尔的“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有关的人也可能会进入美国政府。

　　环球时报：您曾表示将在新书《接触的终结：美国的中俄专家和冷战以来的美国战略》中对比美国的中国学者群与俄罗斯学者群，并称中美关系从接触转向竞争的范式转变是“非常独特的”。请您展开讲讲，为何这一现象如此特别?

　　麦考特：俄乌冲突爆发前，我在2020年秋季对美国的俄罗斯研究群体进行了50次采访。当时美国对俄研究不是热门话题，他们很高兴有人对此感兴趣，所以很愿意和我交谈。令我惊讶的是，他们都没有使用类似“接触”或“战略竞争”等用语，只是单纯讨论美俄如何打交道。一些人认为要维持现状，还有人认为美国应该把俄罗斯变成美国想要的样子，但并不存在“接触”这种理解美国如何处理对俄事务的框架。

　　这与美中情况很不同。美俄关系中没有一派推翻另一派的动态，我们看到的是政治缓慢地陷入停滞。此外，美中关系中有“接触”，这不仅是一个学者团体，也是一个理解框架，人们可以据此来评判美国在过去几十年里与中国打交道的方式。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借助这种框架，特朗普政府可以说“我们在过去30年中一直误判了中国”，然后引入一群支持该观点的人，并彻底改变我们谈论中国和制定对华政策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