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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客和资本控制舆论,危害堪比军工复合体,“金钱-媒体选举”渗透美国

时间:2023-05-15 09:29 来源:未知作者:小柒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我们回来了”——5月9日,美国福克斯新闻台前主持人卡尔森发文,称他很快将在推特上推出新闻节目。这名极受美国保守派欢迎的媒体人在被解雇后,猛烈抨击美国两党及其背后的金主集团相互勾结,禁止媒体讨论重要话题。其实,这并不是美国首次爆出两党和资本控制舆论议题。有专家表示,从麦卡锡主义泛滥到“9·11”事件后关于伊拉克假消息的散布,再到现在社交媒体时代华盛顿对公众言论的监听和监视,美国政党和资本对舆论的控制由来已久。虽然美方标榜所谓“言论自由”,但实际上,这种“自由”只为某些特殊利益和特殊群体服务,而不是保护所有民众的权利。

  当地时间2023年1月4日,美国华盛顿特区,第118届国会的第二天,凯文·麦卡锡未能通过选举年众议院议长的三轮投票。(IC photo )

  它们能“敏锐”地把握边界

  “他(卡尔森)越过了红线。”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之侄小罗伯特·肯尼迪4月25日的推文,可能解释了福克斯新闻为何要解雇其明星雇员卡尔森,以及后者为何在推特上大骂美国资本与政党狼狈为奸控制媒体。小罗伯特·肯尼迪表示,卡尔森4月19日“勇敢地”讲述了“贪婪的制药公司”如何控制电视新闻内容,而在明知实情的情况下,美国电视网为取悦投放广告的制药公司推销了“一种致命而无效的疫苗”。小罗伯特·肯尼迪称,卡尔森的做法违反了美国电视网的“规则”。

  违反媒体“潜规则”,除了可能被“踢出局”外,还可能被无视。美国知名调查记者赫什曾参与报道尼克松政府“水门事件”,还披露了越南美莱村大屠杀真相,而他今年2月8日关于美国与挪威海军联手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的报道,就遭到欧美主流媒体的无视。“它们(美国主流媒体)拿我使用不具名信源来批评我,其实本质上是由于它们不想发表这篇报道,因为它们担心这样的报道会伤害民主党。”赫什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直言,他现在已经不那么尊重美国新闻界了。

  美国媒体评论人士、作家赖特认为,该国主流媒体对赫什所发报道的“置若罔闻”,是美国媒体对俄乌冲突片面和冷漠报道的一部分。美国记者、媒体评论人士以及媒体观察组织“公平与准确报道”成员所罗门发文称,美国在北约和乌克兰问题上的极端虚伪立场被隐藏在众目睽睽之下,迫切需要美国主流媒体对此进行报道和公开辩论,但除了极少数情况外,美国主流媒体几乎清一色地围绕“美国好,俄罗斯坏”的主题进行报道。赖特称,以色列前总理贝内特今年2月表示,俄乌冲突爆发一个多月后,他曾作为中间人对两国进行斡旋,当时俄乌几乎准备休战,但西方国家阻止了这一进程。赖特认为,美国主流媒体忽视贝内特的表态比忽视赫什的爆料更不可原谅,因为赫什“现在只是一个自由职业者,基本上是依靠匿名消息来源”进行报道,而贝内特是他所说事件的当事人,还是以色列的前领导人。

  复旦大学网络空间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沈逸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赫什的经历再一次印证了长期以来大家对美媒的认知,即美国所宣扬的客观、中立、理性的新闻不是现实,美国标榜的“言论自由”,实质上是符合美国叙事或以美国利益为基准的自由。

  沈逸强调,美国政治对媒体的控制也不仅局限于某一议题,对于一些特定类型的信息,即便没有明确证据表明美国政府会“打招呼”,媒体也会自我设限,“敏锐”地把握边界。2023年2月初,美国俄亥俄州发生“毒列车”脱轨事故,当地居民出现疑似中毒症状,动物大量死亡,而美国全国性主流媒体一开始对此反应冷淡,直到一名非裔记者在俄亥俄州州长新闻发布会现场与警察发生冲突并被逮捕后,列车脱轨事故才被大部分美国全国性媒体所重视。

  由谎言组成的共生网络

  与政界相同,美国媒体在政治倾向上也有左右之分,其中左派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以及CNN等,而影响力较大的保守派媒体有福克斯新闻、《华盛顿时报》等。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刁大明表示,美国媒体有明显的党派分野和政治倾向,这是因为其背后有党派人士注资。两党政治人物通过各种方式去影响甚至直接控制不同政治光谱的媒体并设置议程,借助媒体包装为特殊利益服务的政策,以此鼓噪选民,推动议题的实现。美国媒体已经沦为向选民喊话、动员选民的政治工具。

  美国《国家》杂志曾发文称,该国已经出现危害堪比军工复合体的“金钱-媒体选举复合体”。美国两名知名媒体专家——记者尼科尔斯和学者麦克切斯尼,在其所著的《美元民主》一书中揭露了“金钱-媒体选举复合体”是如何运作的。他们认为,这个“复合体”各个环节的参与者包括大型公司以及政党金主、游说者、政治人士、投币式“智库”、专家,以及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等,大型公司和金主通过金钱影响选举以及立法,而本应揭露这些恶行的媒体却助纣为虐,通过赚取大型公司和金主投资的政治广告费大发不义之财。

  刁大明分析说,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在美国相当于一个中介组织,它们以“言论自由”为名,绕开政党经费限制,收取金主大量资金以支持某些候选人。这些候选人当选之后,再通过私相授受回馈这些金主,进一步削弱民众的声音。这也成为持续阻碍美国民众呼声得到有效回应、持续加剧美国政治衰败以及治理失灵的症结所在。

  虽然美国标榜“新闻自由”,但该国媒体早已被少数利益集团掌控,成为资本统治的工具。据美媒2019年报道,表面上看,美国民众似乎拥有非常多的选择,可以从报纸、新闻网站、播客、有线电视等种种不同类型的媒体获取信息,然而真实的情况却是新闻媒体特别是地方新闻媒体,已经越来越多地被少数公司控制,而这些公司会根据其立场和利益左右媒体报道。美媒举例称,辛克莱广播集团在全美拥有193家电视台,覆盖多达40%的美国人口,而该集团会向其控制的每一家电视台提供“必播”内容,以在节目中强制推行极端的保守派政治观点。

  一个由谎言组成的共生网络——美国政治学者、《财富》杂志前记者和福特汽车公司前企业公关主管韦弗,在名为《新闻与谎言文化:新闻业如何真正运作》的书中表示,美国媒体和政客在相互操纵、编造故事和自私自利的恶性循环中纠缠不清。记者需要危机来“创造”戏剧化的新闻以吸引读者,政府官员需要通过新闻展现其对危机的反应,但很多时候,危机并不是真正的危机,而是媒体和政客共同编造的谎言,两者互相勾连不仅误导了公众,还导致政府治理失调。

  对此,沈逸分析称,西方的“新闻自由”,究其本质是政府、媒体、受众三者博弈的结果,其中政府的主要资源是政治权力,媒体的主要资源是影响力,受众的主要优势则是数量。这个博弈的基本规则是政府努力获取对信息流动的控制,影响受众的行为,最终获得选票和支持;媒体的终极目标则是利润,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美国是资本立国的国家,资本通过金钱控制美国政治,进而控制媒体,使其成为服务于私人集团、资本利益以及政党的工具。从路径上看,资本不仅可以直接对媒体施加影响,还可以借助其对美国政治的控制,进而更加隐秘地利用政府权力来控制媒体。在资本与政治精英的“合谋”下,公共事务决策成了少数精英间的博弈。

  美国资本已渗透进其他国家和地区

  美国政党及资本不仅想控制本土媒体,还将手伸向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这从美国媒体不断攻占欧洲市场就可见一斑。德国在线新闻网站Teltarif去年1月称,欧洲视听信息平台的一项分析报告介绍了在欧洲运营媒体的发展情况,其中美国公司在前20名媒体中占据主导地位。截至2021年年底,在欧洲市场上的百强媒体中,美国公司占了1/3。据德新社1月23日报道,德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图片报》和关注国际新闻的《世界报》都属于德国媒体集团阿克塞尔·施普林格,而该集团由美国私募股权投资公司KKR控股。

  沈逸认为,美国通过资本扩大对媒体的控制范围,从而影响其他国家的舆论环境,传播美国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创造有利于实现美国政治目标的舆论环境。《环球时报》记者观察到,自KKR控股阿克塞尔·施普林格集团后,该集团旗下《图片报》等报纸对华报道越来越不客观,充满意识形态偏见。不少德国民众对这些媒体不满,认为它们几乎成了美国政府的代言人。柏林退休媒体人马努埃拉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美国政府对本国媒体以及欧洲媒体的影响越来越大,在涉及美国的问题上,欧洲媒体的口径常常与美国政府一致。

  美国政府是历史上最大的虚假信息传播者——2022年5月,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保罗这样说。事实上,对于如何通过虚假信息影响国际舆论,美国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操作模式,包括通过官方、智库、媒体等不同机构交替发声,收买其他国家意见领袖为其散播虚假信息等。据美国知名调查记者透露,冷战期间,美国中央情报局“知更鸟计划”收买了全球400名记者和25个大型组织,与这些记者以及组织合作抹黑对手,以寻找发动战争的理由。

  脸书、推特等多家大型社交媒体平台都是美国企业开办的,而华盛顿通过控制这些平台来影响国际舆论走向。美国调查记者塔伊比披露,美国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等机构每天会给推特发送“黑名单”,要求该平台关闭成千上万个账户,因为这些账户传播了“有关乌克兰的负面信息”。《纽约邮报》曾披露,美国政府曾在新冠疫情暴发后持续向推特施压,要求该平台关闭在疫苗等问题上与美国政府立场相悖的用户账号。刁大明称,美国资本和政治对舆论的控制由来已久。如果是为了社会的长治久安,政府公权对舆论进行一定的管控是必要的,但美国的舆论管控完全是出于维护特殊利益的需要,同时以牺牲美国民众的利益为代价。

  美国经常在国际上炒作与中国有关的话题,以渲染“中国威胁”,抹黑中国形象。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022年8月报道,互联网研究人员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过去近5年的时间里,英美两国有数十个虚假账户在鼓吹美国的同时抹黑中国、俄罗斯以及伊朗,而这些账号可能与美国军方有关。

  对于美国的舆论抹黑,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沈逸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有共同需求的行为体应负责任地联合起来,采取有效行动,构建全球网络空间的信息流动秩序,最大限度地消除这类通过制造以及传播虛假信息牟取不当利益的行为。他表示,对中国来说,建立一套自己的话语体系,搭建国际媒体平台,拓展中国声音的传播渠道,形成与国际传播生态相适应的对外传播体系愈发重要。刁大明认为,我们应与欧洲主流媒体强化沟通,充分展现中国的真实形象,让它们更好地了解中国,增加欧洲对中国的好感。对于华盛顿,我们应利用各类平台点名批评美国某些对华负面声音背后的人或机构,揭批他们牟取政治私利的做法,让美国内部看清事实真相。

  【环球时报记者 丁雅栀 环球时报驻美国、德国特约记者 姜华 青木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伊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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